清早的雾还未散去，山脚的柏坡岭已先醒来。脚下一寸寸黄土，曾经承住彻夜电报与马蹄声，如今承接另一种脚步——来接受“烤”验的人。他们不说话，像把名字也留在门外，只带着编号走进院子。

　　院墙不高，却逼得人低头。七届二中全会的旧桌还在原处，木面被岁月磨得发亮。讲解员把“务必谦虚谨慎”念得很轻，却像钉子一样钉进耳朵。有人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手表——那是日常用来计算会议时长的工具，此刻忽然显得轻浮。空气里，没有口号，只有木头发出的细微吱呀。

　　穿过窄廊，是另一间屋。旧式油灯、搪瓷缸、半张作战图，没有多余装饰。灯光打上去，影子重重叠叠，像把现实切成碎片。人站进去，影子也碎，身份也碎，只剩一个问题悬着：如果1948年的电报换成今天的视频会议，你还能不能在最小指挥部里，做出最大决定?

　　答案没写在墙上，写在返程的车窗外。车过滹沱河，水色浑浊，却倒映出远处的光伏板——那是老区新长出的鳞甲。有人突然明白，所谓西柏坡红色教育，不是让你回到过去，而是把过去的火带到今天，烧掉那些看似精致的惰气。党员干部锤炼基地的真正课程，从离开教室才开始。

　　傍晚，分组讨论在枣树下进行。没有投影，没有话筒，每人只有一张白纸。题目很简单：写下你最怕失去的东西。有人写“职位”，有人写“健康”，也有人写“被认可的掌声”。写完对折，投进火盆。火苗舔纸，发出轻响，像替人叹气。灰烬飞起，飘到夜空，和星光混在一起。那一刻，很多人第一次看清：党性不是文件里的黑字，是烧掉私心后剩下的那点光。

　　离开那天，没有仪式。大巴发动前，司机突然摁了一声喇叭，短促，像提醒。有人回头望，山岭沉默，草木依旧。可心里却像被犁过一遍，松软处埋下种子。日后在机关走廊、田间地头的某个瞬间，那粒种子会破土，提醒他——

　　在西柏坡党性熔炉里，你曾被火烤过，也被光吻过。从此赶路，不再只带着履历，还带着一道看不见的刻度：能否配得上这片黄土地的曾经与未来。